一九七一年四月，送别母亲不到半年，一生疼爱呵护她亦姐亦母的大姐在劳动中突患脑溢血离世，时年52岁。收到电报，母亲的失落和悲痛甚于祖母。父亲让我陪伴母亲一同前往蚌埠，主要是怕母亲一路悲伤而有厌世行为吧！
七十年代，邳县到蚌埠是比较麻烦的。全票每人7.1元，，不到3.6元。邳州站减票的王阿姨以前是母亲的同事，母亲被划为右派后，她从老师改行做了车站管理员。帮我购的是半票第二天早上，我到学校请完假，上午10点多乘上邳县到徐州的慢车，由于晚点，下午1点多才到徐州。改换火车需出站，到检票处签乘车次后方能进站乘车。这是我记忆中第二次到徐州。
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，我上幼儿园中班，暑假刚放不久。我因患重病，高烧不止，母亲抱着我同父亲一起在邳县医治无果，后到徐州四院查找病因。当年年龄尚小记忆非常模糊。二次到徐州看到比我们县操场大许多且宽阔的广场，非常震撼！车站到处都是人，购票处更是人山人海，人爬人地拥挤在购票窗口周围，呵斥声、叫骂声不绝于耳。我抱着母亲用兰色白点废旧床单缝制的包袄，站在墙边，时刻盯着母亲的背影。直到六点多钟母亲终于完成换乘签证，是午夜1点的车。母亲在门口的站前售货店为我买了只面包，面包表面是酱黄色的，上面还有用鸡蛋黄划制的黄线，甜甜的！我饿坏了，几口下去就吃了一半，母亲看着我，目光有点虚无而飘渺，眼上还挂着泪，肯定母亲又再想大姨和她的孩子们了！
展开剩余53%人倒霉喝水都会塞牙缝。当我牵着母亲的手到检票口时，却被工作人员拉了出来，说我超高，那时规定儿童身高超过1.3米，就要卖全票，我大概超过不到2厘米，无论母亲如何交涉，工作人员就是不放行，坚持必须按成人补交票款才可进站乘车。母亲无奈只得又为我补交了近4元钱，我们才进站上车。那时的四元钱对母亲来说已是不小的开支！可为全家购买近百斤的山芋干，解决全家半个月的口粮。
早晨五点多我们到大姨所住的铁路宿舍。当房门打开时，二位姨姐和刚满7岁的姨弟抱着母亲嚎啕痛哭，过了很久，大姨夫才将母亲和我们的哭声劝止。又过两天，姨哥从云南地质队赶回，将大姨火化。在姨姐的要求下，大姨的骨灰盒被带回家中，摆放在衣柜上面，直到许多年后才入土安葬，安葬时母亲亲自到场。
老天也并非公正，他们一样有凌弱的凡根，五年来四位至爱亲人离世，犹如20年前灾难和痛苦的重演，击的母亲仅剩一口活着的气力，那就是眼前的孩子们。那个年月，我们虽然住在县城，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区别很大。母亲作为管制对象，每天获得的工分报酬不光低于男劳力，而且也比成分好的女劳力要低。因此夏秋两季决分时，分到的粮食也很少，每年每人大概不足二百斤。加上供应的返销粮也难足温饱为了弥补不足，我和哥哥姐姐经常要到城外的河堤上，路沟边挖寻荠菜，马马菜只类的野菜。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农村人取暖做饭用的燃料也是个大问题。
运动前，我们家虽无煤炭供应，但父亲总能找到相关领导批了一些供家用使用。这种燃料补充来源，随着父亲被管制而中断。家中的燃料除了生产队按照斤粮、斤柴标准分的极少麦草、稻草，主要还靠我和哥哥姐姐平时捡拾的枯枝、落叶、杂草之类的材料。即便这些东西也是非常难寻的专业股票配资，因为捡拾的家庭很多。为帮母亲分忧，哥哥常常会带着我与同龄的伙伴们到西边的货场偷扒一些树皮。哥哥非常能干，积攒的树皮还帮着家中搭建了一个床铺。只所以用树皮搭建，是因为我们家搬来时，是单位同事调去外地借给父亲用的一张床，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收了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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